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县人，祖籍京山，明朝名臣。登进士第，授户部主事，进户部员外郎，在户部十年，以廉洁奉公称。巡抚延绥时，苦筑延绥长城一千七百七十里，史称“尽心边计，数世赖之”。巡抚榆林时，与徐廷璋、马文升并称“关中三巡抚”，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余子俊，其祖先在元末时入蜀地，遂定居四川青神县，余子俊十岁丧父，自幼有大志，异于常人。余子俊考中进士，被授予户部江西司主事，升为户部福建司员外郎，在户部十年，以清廉有才干而着称。出任西安知府，遇到灾年，余子俊打开粮仓取出十万石粮食救济贫民，偿还时区别对待，做到官府不受损而百姓得到救济，在任六年，政绩位居关中七府之冠。

主管部门上报政绩突出应当受到表彰的官员，知府有十人，而余子俊位居第一，由于林聪推荐，余子俊被任为陕西右参政，督三边军饷，次年提升为右布政使。半年后，朝廷授余子俊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巡抚王锐从长远考虑，请求沿边境筑墙建堡，工程还未动工就被否决了，余子俊上疏说：“三边只有延庆平坦开阔，利于驱马急驰。鞑靼屡次入侵，俘获边民做向导，一直进入河套驻扎放牧，从此寇竟居于塞内，我们反而屯于塞外，在沿边筑墙建堡是当务之急。况且现在旧界石还在，高山多悬崖陡壁，依照山形，随着地势，有的铲削，有的垒筑，有的挖壕沟，延绵相接，形成边墙，这对于边墙工程来说较为方便。”兵部尚书白圭以陕西百姓正贫困，奏请缓兴工程。不久，鞑靼军进入孤山堡，又入侵榆林，余子俊先后与朱永、许宁一起击败鞑靼军。

鞑靼军占据河套，朝廷连年派遣大军征讨，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余子俊说：“现在征讨河套的兵马驻扎在延绥的有八万，牲口饲料靠内地，如果今年冬天敌寇不向北退却，又需要准备下一年的军需供应。姑且用今年的数额约略估计，米豆需银九十四万两，草料需银六十万两。每人运米豆六斗、草四束，应该动用四百零七万人，大约花费用八百二十五万两。公私冗杂繁乱到这种地步，怎能不改变谋划！臣先要求筑墙建堡，诏书说要等事情安定后再进行，请求于明年春夏敌寇人马疲乏时，役使陕西运粮百姓五万，供给食物，兴建工程，要求两个月完工。”白圭仍然坚持他的意见，阻挠兴建工程，宪宗认为余子俊说的对，下令迅速进行此项工程。

余子俊先因军功升为左副都御史，次年大将王越率军直捣鞑靼后方红盐池，取得大捷，余子俊也因功升为右都御史。由于后方被摧毁，鞑靼军因此远徙，不敢再在河套居住。内地忧患渐渐平息，余子俊就全力兴建工程。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连绵一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又在其下挖濠沟，一直连绵不绝，每隔二三里建置了望台、崖栅以便巡视警戒。又在崖栅空处筑矮墙，横一斜二如箕状，用来了望和避箭。总共建筑城堡十一个、边墩十五个、小墩七十八个、崖栅八百一十九个，动用士兵四万人，不到三个月就完工了，墙内的土地全部分给军队屯垦，一年收获粮食六万石有余。

余子俊向朝廷一一禀报工程之事，因为母亲年老恳求回乡，朝廷安慰挽留余子俊，没有批准余子俊返乡的请求。当初，绥德州是延绥镇的地方官署所在地，所辖米脂县、吴堡县都在镇外。鞑靼军用轻骑入境劫掠，等镇兵发觉而去追击，总是追赶不上，鞑靼军往往得利而去。自余子俊将镇迁徙到榆林，增加守卫，扩大城墙安署军队，攻守器械都俱备逐渐成为重镇，鞑靼军来掠夺次数渐渐少了，军民得以平安耕种放牧。

余子俊调抚陕西，在余子俊任西安知府时，曾因了解到居民为水质含碱发苦不能饮用而发愁的情况，他凿渠引入城西贑河的河水，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时间长了渠水往外漫而无法排泄，此时，余子俊主持在城西北开凿渠道排水，水渠流经汉代旧城到达渭水，对国家和百姓更加有利，号称余公渠。又在泾阳凿山引水，灌溉农田千余顷。打通到南山的道路，直达汉中，方便来往的旅客。对于毁塌破旧的学校、公署全部补修一新。上奏章免除岷州、河州、洮州三卫的戍守，南方的兵卒一万多人。更换了南北轮戍的兵卒六千多人，让他们各自戍守本土。岷州栗林羌反叛，余子俊埋伏军队突然出击，将其击败。

朝廷召还余子俊任兵部尚书。余子俊上奏章申述明确条例十项，又列立军功悬赏等级，由此朝廷内外有章可循。缅甸酋长卜刺浪企图夺取思洪发、贡章地，找借口向朝廷要求。余子俊说不能答应，朝廷谕止了卜刺浪夺地的企图。贵州巡抚陈俨等因为播州苗人暗中起事，请求调湖广、广西、四川兵五万，会同贵州兵一起围剿。余子俊说叛军在四川，而贵州请求征讨，是为邀功，上奏章止息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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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余子俊疏论大臣陈钺击杀进贡的夷人之罪，宪宗由于太监汪直的缘故宽恕陈钺。陈钺在汪直面前多方陷害余子俊，时逢余子俊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才免遭陷害。三年服丧期满后，宪宗授余子俊户部尚书，不久加封太子太保，兼任左副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的军务。

当初，余子俊巡视宣府、大同两镇，要求以延绥边墙法在两镇推行，因年成歉收而停止。到这次余子俊又巡视边境，余子俊坚决要推行，余子俊说东起四海治，西抵黄河，连绵一千三百余里，旧有墩一百七十个，应增建四百四十个，墩高宽都是三丈，估计需要劳动人手八万六千人，几个月可以完成。宪宗下诏书同意第二年四月开工，然而到了那个时候，年成不好，国家和百姓都不宽裕，陡然兴建大工程，上下都感到困难，余子俊又想责成边臣去完成，而自己不亲自管这件事，由此招来毁谤和议论。

到冬天，余子俊上疏请求还京，宪宗听信谣言，改任余子俊为左都御史、抚巡大同。宦官韦敬进谗言说余子俊借修边墙侵吞财物，又弹劾他以私怨更换将帅。兵部侍郎阮勤等为余子俊辩白，宪宗发怒，责备阮勤等。而给事中、御史又纷纷呈上奏章弹劾，宦官大多想陷害余子俊。工部侍郎杜谦等前往调查，按实事情况公平地对待，返京向朝廷奏报换置将帅同阮勤说的情况相符，没有侵吞建边墙的费用。然而花费银一百五十万两、米豆二百三十万石。耗费财物，劳动百姓，不能说没有罪，宪宗削去余子俊的太子太保职，命其致仕归家。

兵部尚书空缺，宪宗发觉余子俊无罪，于是起复他为兵部尚书，仍加太子太保。孝宗继位，因余子俊是先朝老臣，对他愈加尊敬。余子俊上疏陈述十事，之后又陈述边防七事，孝宗大多同意实行。

余子俊病重，仍亲自撰写奏稿，陈述救荒息盗的办法，刚刚得到朝廷的允准，他便在任上逝世，享年六十一岁，孝宗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太保，谥号“肃敏”，授予他的一个孙子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