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到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登基时，明朝第一批开国功臣的六公二十八侯，幸存者只有郭英、耿炳文等寥寥数人。

朱元璋到底为什么要对功臣们下此毒手？多年以来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认为是朱元璋小肚鸡肠，满腹猜忌，生怕手握兵权的功臣大将们起兵造反，篡夺皇权。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受了戏曲评书等民间文学的影响，与史实并不符合。

实际上在大明开国之初，就对军队管理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设立五军都督府制度，彼此相互节制互不统属，兵部拥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五军都督府调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全国兵权都控制在皇帝一人之手。

也就是说，没有朱元璋的兵符与圣旨，任何一个武将或者五军都督府、兵部，都别想调动一兵一卒，所谓起兵造反纯属痴人说梦，因此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另外一种比较多的论调，则是说朱元璋因为对肃贪格外严格，因此大多数功臣都因为犯了他忌讳而不得不死。

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客观不少，也不是野史传说。其中有一件事是这样的：洪武二十一年六月之时，六十岁的朱元璋对全国各地武将下达过一部诏令合集《武臣大诰》。

这部《武臣大诰》非常奇特，完全不是像朝廷公文一样文绉绉的，而是通篇都是没有经过任何润色的口语大白话，非常明白浅显，通俗易懂。

这是因为朱元璋担心武将们文化水平低，看不懂翰林院写就的圣意，起不到宣传警示作用，故此他才会别出心裁，“我这般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

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呢？朱元璋在这部《武臣大诰》中，详细列举了各地武将三十二人的违法犯罪之举。

其中既有常遇春之子、郑国公常茂那样的高级将领，也有地方卫所的百户、千户等基层军官，犯罪行为既有干扰地方政务等大局问题，也有苛待、残害军卒等细节，还有贪墨军饷军粮等经济问题，还有抢占民女等作风问题，无所不包。

从这里的确可以看出，大明开国初期，功臣武将们倚仗权势为非作歹、践踏国家法纪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和严重，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比如永嘉侯朱亮祖接受地方豪绅的重贿，光天化日冲入番禺县大牢放走人犯，鞭打知县；常遇春之子常茂，“贪财杀降”，醉酒后杀伤前来归降的北元武将，几乎激起大变引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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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种不法行为，如“肆贪害民”、“冒支官银”、“私役军卒”、“强暴军卒眷属”等等，更是已经到了触目惊心、危及统治的地步，也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将士离心，民怨沸腾。

所以朱元璋在这部《武臣大诰》的前言中就说：“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还真是，因为武臣军官们依旧利欲熏心，置若罔闻。

于是朱元璋又说：“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自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

这话当然不假，他出身贫苦农民，从最下层的普通红巾军小兵一步步奋斗成皇帝，底层军民的痛苦辛酸生活，他自然感同身受。故此，他才会再三劝诫功臣大将们体恤民情，爱护士卒，遵规守纪。苦口婆心之态，几乎令人落泪。可惜他的一番苦心并未能唤醒这些执迷不悟的功臣武将们。

于是后世便有不少学者认为，朱元璋是迫不得已才会凶相毕露，大开杀戒。

但是，这恐怕并非事实，至少并非他杀戮功臣的核心原因。

朱元璋在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一贯以仁厚着称、深得朝野之心的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谏言道：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

不客气的说，在当时的大明朝，除了朱标，绝对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和朱元璋说话。

但朱元璋对他的这位长子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