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你可能要说，那还是有很多寒门学子高中进士啊？没错，的确也有不少。可是，如果真正去统计，你就会发现这种寒门学子高中进士的比例依旧很低，而且最终成就往往也相对有限，能跳出这个桎梏的天选之子那是极少极少的。[注：本书卷一曾经对此数据有述。]

‘吸纳社会精英’先说到这儿，再说说‘重文轻武’这件事。你说，是一个天天在自家庄园里和宾客舞刀弄枪，弓马骑射样样精通的土豪对朝廷危害大，还是一个天天在自家庄园里拿着四书五经死记硬背的书生对朝廷危害大？

我一直认为，鞑清极大概率是因为他们是以少民而入主中原的原因，所以特别强调对社会不安定力量的吸纳和笼络，这一点其实是值得借鉴与思考的。

文科举就不说了，鞑清武科举历年录取人数是大明的许多倍，而且鞑清武科举体系下的举子出路还都非常好。作为一个土豪或者土豪之子，如果到这儿了都还是不行，那也没事，因为你还可以捐官。

怎么说呢，如果刘福通、郭子兴生活在鞑清，他们极有可能根本不会造反，因为他们要么考进士，要么考武举，实在不行还能花钱捐官——因为这俩位都是出身巨富之家。

小主，

所以你看，虽然鞑清社会比大明社会更有利于财富和资源的积累，但是鞑清社会里造反的人之中，出身大地主、大富商的很少。认真说起来，太平天国的北王韦昌辉可能算是家庭条件最好的了，但也不过是个只拿得出一百两银子捐监生的最底层地主。

但是如果反过来想，在鞑清，哪怕韦昌辉这样最底层地主，他如果在大明会怎样？一定是被地方衙门欺压和剥削的对象，因为他虽然小有家产，但是家里没人当官，甚至连举人老爷都找不到。

但是在鞑清却不同，他花钱捐了一个举人待遇，地方衙门对他就不敢过分压榨了。韦昌辉早年在他们当地的麻烦，主要还是因为客家人身份而被当地的地主欺压。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洪秀全等人兵临城下，我看韦昌辉大概率不会选择造反。”

刘馨听了这番解析，不禁陷入思索，沉吟道：“所以按照你的看法，让那些家里有钱但是缺乏官面上身份的人有一个获取社会上流身份的渠道非常重要，甚至是可以影响天下安定的大事之一？”

“很大程度上来讲的确如此。”高务实叹息道：“你可以认真想想一件事：为什么最终平定太平天国的力量并非所谓天下精锐的满蒙八旗，而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地主阶级。

然后，你还可以想得更深一点，那就是既然他们仅凭地方团练就能击败让满蒙八旗束手无策的太平天国，那按理说他们回过头来剿灭满蒙八旗、颠覆满清朝廷，也可谓轻而易举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他们却都没有选择造反？”

刘馨沉吟道：“你是说，满清朝廷在那时候已经和汉族地主阶级完成了高度的利益捆绑，因此无论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罢，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在当时的朝廷里是受到保护的，所以并没有什么动力去做推翻满清的这件事？”

高务实点头道：“这就是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些次要原因，比如他们各有力量，又怀疑自己能不能让全体汉族地主阶级都站在自己身边，以及社会层面对于忠臣的溢美、对于‘逆贼’的不屑，乃至于他们获得较大力量时自身年龄的大小等等，多多少少也都是影响因素之一。

但我还是那句话，阶级利益得到保护甚至满足，这才是主因。就像那句名言说的：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这话就叫一针见血，因为在当时而言，地主阶级的力量还真就是最大的。而只有那位伟人，他才能通过革命的组织把几乎全民的力量聚合在一起，超过地主、资本家等原本看来最强大的力量……这实在是宛如神迹，我是肯定做不到的了，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

刘馨点了点头，道：“我总结一下，你的主要观点归纳起来就是说：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必须保持开启，因为它是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至于如何上升，哪怕只是最简单的花钱也无可厚非。”

“倒也不能说无可厚非，只能说两害相权取其轻。”高务实沉吟道：“其实在封建社会里，朝廷许多政策都有意想不到的两面性。

比如你看咱们那会儿很多人一开始都大夸特夸张居正改革，认为是给明朝续命的关键，但是没过多久，许多明史学家比如毛佩琦教授，就认为正是张居正全面铺开的一条鞭法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同样，虽然满清捐官制度被批评为卖官鬻爵，但其实我们也要看到这只是其中糟糕的一面，而另一面，捐官制度也起到了尽可能多的把社会不安定因素吸纳进入体制内的作用，这又在客观上维持了满清统治的稳定性。

这可以对比元朝来看，元朝虽然在社会管制上比明清都要松弛，但是由于元朝没能很好解决地主阶级的上升通道问题，结果就是元末这些土豪大地主如刘福通、郭子兴那种人，干脆自己给自己找出路了。”

刘馨点头表示明白，同时道：“所以你现在要给这些人的天花板开个洞，虽然和满清不同，不能给他们官做以免搞得天怒人怨，但至少身份问题可以给他们解决解决，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