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由国家机器主导，针对某个恐怖的组织头目，或是敌对势力关键人物的定点清除。

这类任务，追求的不仅仅是结果，更要兼顾过程的合理性、手段的隐秘性，乃至某种虚构出的‘正义性’。

它有自己封闭的运作体系，有专业化的人员与组织——也就是电影、小说中看到的那类精英杀手形象的来源。

他们能够，也愿意承担行动中包含的各种延伸成本，并对执行人员有着极高的精英化与专业化要求。”

“而第二类，就是‘自由战士’网站所面向的对象。”

我的语气不自觉地放缓，

“那些纯粹的、唯结果论的，上不了台面的恩怨。

出资方或许自身门路有限，或许因某些原因手脚被束缚。

他们不在乎自己的钱是如何流向杀手的，不关心平台招募的是什么样的人，更不会去研究平台与杀手之间复杂的对接协议。

他们的需求，被简化到了极致，只有三个核心要点：

出钱，办事。

办不了事，退钱。

并在这个最基本的需求之上，确保自身的绝对安全。”

“在这个层面上，平台的信用记录堪称完美。

他们从未克扣过任何一位买家的订金，也从未泄露过任何买家的信息。

在黑暗的世界里，这种对买方利益的绝对维护，就是最坚实的口碑。”

“至于成功率——”

我顿了顿，看着她，

“他们实现了事实上的垄断。

当你想雇佣一个非官方的杀手时，你几乎没有第二个选择。

所以，成功率的高低，已经不成其为一个影响买家决策的变量了。”

“而面对杀手，”

我话锋一转，

“平台则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

同一个悬赏，在同一时间内可以被多个杀手接单。

接单后，他们会得到一个相当宽松的完成期限。

只要在这个期限内，有人杀死了目标，那么理论上，完成者就可以领到赏金。

当然，只需要向平台支付一笔不算便宜的服务费。

这其中当然有问题——”

“我知道。”

伊莎贝拉几乎是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首先，平台无法有效界定究竟是谁完成了任务。

如果两个杀手在同一天对目标动手，谁该得到赏金？

其次，平台也无法保证赏金一定能被交付到完成者手上。

接单者在行动后，大概率会陷入被追捕，甚至被当场击毙的窘境。”

“这便是平台的利润空间所在。”

我颔首表示赞许，

“尽管平台在条款中提供了一些所谓的‘保障措施’，比如，杀手可以在现场留下某种有辨识度的记号，或者提前设置受益人。

但这些流程都异常复杂，且极易被平台以各种理由否决。

绝大多数情况下，赏金都难以被真正交到杀手手上。

只要杀手本人处于无法与外界正常交流的状态——譬如死亡，或是被逮捕——那么，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切，自然也就死无对证。

他们也无法向外界发声，指控平台的欺诈行为。

平台就能顺理成章地将这笔本应支付出去的巨额赏金，转化为自己的利润。”

伊莎贝拉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那是一种混合了厌恶与某种……病态的好奇。

她将平板电脑放在腿上，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沙发背上，修长的双腿交叠在一起。

这个姿势让她身体的曲线愈发分明。

“这不是诈骗吗？”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屑。

“这就是诈骗。

一个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行当，而且从来没有缺乏过它的受众。”

我引用了一个偏僻的典故，

“就像当年约翰·劳在巴黎兜售他那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一样，总有人会相信在遥远的、看不见的地方，遍地都是黄金。

从我年轻时所见的那些热衷于南海泡沫的英国贵族，到前赴后继的淘金者。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缺乏警惕、头脑被欲望烧得混沌的人，从来都为数不少，而且从不局限于某一个社会阶层。”

“更何况，‘自由战士’的用户，本身就是经过一轮又一轮残酷筛选后的产物。”

“平台用那些高到离谱的悬赏金额，作为最原始的诱饵。

这为它吸引了第一批庞大的、对金钱具有最原始欲望的潜在用户群体。

而平台那套明显可疑的流程、高风险的行动模式，以及几乎为零的保障体系，则像一个精密的筛网。

为它过滤掉了那些尚存理智，有耐心仔细阅读条款，或是对金钱没那么饥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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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沉淀下来的，必然是在身份、能力、乃至心智上，都存在着显着缺陷的弱势群体。”

“这个过程，在社会学中，可以被视为一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认知壁垒的‘逆向选择’。

平台刻意创造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最终将自身塑造成了一个只为最底层、最绝望的‘劣币’服务的市场。

它对待这些杀手的手段，远比对待买方要严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