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儿，混着劣质消毒水的味道。小得放下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就几乎转不开身。墙壁上满是可疑的污渍和拍死蚊子后留下的暗红色血点。我把破包一扔，把自己摔在那张一动就吱呀乱叫的破床上，望着天花板上脱落的墙皮，心里开始盘算：耗子和水生那两个龟儿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临走塞给他俩的那五十块钱，够他俩吃几天饱饭？

更重要的是，我们仨差点把命都搭进去才换来的这枚玉琮，在这遍地是黄金也遍地是陷阱的地方，到底能不能变成救命的钱。

在发霉的旅馆里挺尸一天，第二天，我把我那身唯一的“战袍”——那套腌入味的西装——抻了又抻，试图把褶皱抹平。又对着墙上那面照得人脸都变形的破镜子，练习了好几遍笑容，试图让镜子里那个眼窝深陷、面色憔悴的前“陈教授”看起来稍微值得信任一点。

“陈默啊陈默，搞砸了，可就真得饿死在这黄金窟里了。”我给自己打了打气，将玉匣用破布层层包裹好，揣进内兜，贴肉放着，这才出门。

找了辆趴活儿的摩托三轮，我递给老师傅一根皱巴巴的“红塔山”，帮他点上：“师傅，跟您打听个事儿，这深圳，哪儿做古玩生意的最火？就是……那种专做港澳老板生意的地方。”

老师傅眯着眼吸了口烟，嘿嘿一笑，露出一口黄牙：“靓仔，算你问对人啦。去罗湖啦！那边水货多，有钱的老外同港客也多，真假宝贝都在那里打滚。点样，要不要我车你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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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凭着他指的方向，挤上了公交车。

罗湖那地方，空气里飘的味道都不一样，像是钞票、香水和高档烟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没急着动手，像个地下党一样，顶着大太阳在那几条有名的街区来回溜达，观察各家铺面的成色。

最后，一家叫“港粤斋”的店让我停了脚步。门脸不大，装修得却有几分古韵，玻璃橱窗里摆着几件高仿的明清瓷器，看着像模像样。关键是里头客人不多，一个戴着大金戒指、脑袋溜圆的胖子老板正悠闲地拿着把紫砂壶自斟自饮，一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气定神闲。就这了，看着既专业，又透着股“专坑有钱人”的沉稳劲儿。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沉重的玻璃门，门上的风铃发出一阵清脆的叮咚声。

那胖子老板抬了下眼皮，扫了我一眼，目光在我那身皱巴巴的西装上停留了半秒，便又垂下眼皮继续摆弄他的茶具，从喉咙里懒洋洋地哼出一句：“随便睇睇啦。”

我走到红木柜台前，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些：“老板，您好。有件东西，想请您给帮忙掌掌眼。”

他这才慢悠悠地放下茶杯，一双小眼睛像两把精密的刷子，把我从头到脚细细地刷了一遍，眼神里的审视和轻蔑毫不掩饰。

“咩好嘢啊？拎出来睇下啦。”（什么好东西啊？拿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