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挂断，听筒里只剩下冰冷的忙音，但陈老根那带着哭腔的嘶吼和背景里撕心裂肺的嘈杂，却仿佛凝固在了空气中，在这间寂静的办公室里反复回响。

江澈握着话筒，久久没有放下。

他感觉自己手里握着的不是一个话筒，而是一块烧红的烙铁，那份来自下河村的绝望与痛苦，正顺着电线，灼烧着他的神经。

他不是圣人，对村民的遭遇，他有同情，但更多的，是一种被卷入麻烦的巨大烦躁。他就像一个只想在路边看热闹的路人，结果被人群一把推到了斗殴的中心，两边的人都指着他说：“就是他干的！”

这叫什么事？

他将话筒重重地扣回电话机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哐当”声。

他烦躁地在办公室里踱步，昏黄的台灯将他的影子在墙壁和文件柜上拉得忽长忽短，像一个找不到出路的困兽。

他现在面临的，根本就是一个无解的死局。

找灵水县？人家一纸公文就把你怼回来了，白纸黑字写着“我们没问题”，再纠缠下去，就是不识抬举，是政治上的幼稚。

找县里出面？县里又能怎么样？青龙镇归云山县管，宏兴化工厂在灵水县地界，两个县平级，谁也不比谁高贵。云山县的领导跑去跟灵水县的领导说“你家厂子污染了我家的河”，你猜对方会怎么说？对方只会笑呵呵地递上一根烟，说“老兄，别开玩笑，我们县的环保工作可是模范标兵，是不是你们自己哪里没搞清楚？”

官场上的交锋，讲究的是证据，是程序，是利益。在没有铁证如山之前，这种跨区域的官司，就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糊涂账。而最终买单的，永远是处在最下游、声音最微弱的那些人。

江澈一屁股坐回椅子上，感觉一阵阵地头疼。

他现在才深刻体会到，当上这个副主任，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前当个小科员，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王长贵、孙大海、李卫国，随便谁都是他的天花板。他只需要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泡好茶，看好报，等着下班铃响。

现在，他自己成了别人的“高个子”。虽然这个“高个子”只有副股级，但在某些特定的、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刻，他就是最显眼、最合适的那一个。

“妈的，这班上的，跟上坟一样沉重。”他低声咒骂了一句。

他甚至开始认真思考，如果事情真的爆发，他被推出去当“背锅侠”的流程会是怎样的。

首先，市里震怒，成立调查组。调查组进驻青龙镇，第一件事就是找负责人谈话。孙大海和李卫国会痛心疾首地做自我检讨，承认自己“工作疏忽”、“对群众的困难不够重视”，然后话锋一转，饱含期望地向调查组介绍：“我们新提拔的党政办副主任江澈同志，年轻有为，工作能力很强，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他在负责跟进……”

瞧，多么完美的甩锅闭环。

他江澈，就成了那个“负责跟进”但最终“跟进失败”的直接责任人。一个“办事不力”的帽子扣下来，停职、检查、处分，一套流程走完，他的政治生命基本也就宣告结束了。以后就算还能留在体制内，也只会被扔到某个清水衙门里，老死不相往来。

想到这里，江澈激灵灵打了个冷战。

不行，绝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