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国家安全机关的办案工作区，一间不大的房间内，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这里没有审讯室冰冷的铁栏，只有一间布置简洁的谈话室。白墙，木桌，两把相对的椅子，桌上放着一杯还冒着热气的白开水。温和春和两位国安同志穿着便装，坐在桌前。温和春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杯壁，目光沉沉地落在对面那个形容枯槁的男人身上。
崔明山穿着一身普通的棉质囚服，头发花白且杂乱，眼窝深陷如两潭死水。曾经那双盛满了航天蓝图与星辰大海的眼睛，如今只剩下一片空洞的灰败。他像是一下子老了二十岁，脊背佝偻得像一株被霜雪压垮的枯树，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门被关上的那一刻，谈话室里陷入了漫长的死寂。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沉重，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温和春看着崔明山，心里翻江倒海。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从黑龙江同江县农村的知青点土坯房里，三人挤在同一张火炕上，裹着一件打满补丁的军大衣，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啃冻土豆、画火箭草图；到后来一起回城，在图书馆的角落熬到深夜，为了火箭的最优翼型设计争得面红耳赤；再到各自走上不同的岗位——温和春去了航天总部搞纪检工作，成了航天质量的“把关人”，而崔明山和赵朝阳留在杭科院，一头扎进火箭研发的第一线。时光荏苒，转眼已是近四十年。
知青回城工作的头几年，三人还常带着老婆孩子聚在一起。在狭窄的筒子楼里，围着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方桌，就着几碟家常菜，喝着廉价的烧酒，聊同江县没膝的大雪，聊画在废纸上的火箭图纸，聊各自工作里的琐碎与荣光。可后来，日子越来越忙——温和春在北京的岗位上，要盯着全国航天项目的质量关隘，常年出差在外；崔明山和赵朝阳在杭科院牵头重大项目，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和发射场。渐渐地，电话少了，聚会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到最后，竟有整整十年，三人没再见过一面。
他还记得，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在十年前。崔明山在电话里意气风发，声音里满是抑制不住的兴奋，说杭科院的新型火箭总体设计项目有了突破性进展，等成功了，一定要拉着他们俩回同江县的知青点，再踩踩当年的田埂，再看看当年的星空。可谁能想到，再次相见，竟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一个穿着便装，一个穿着囚服；一个是问询者，一个是阶下囚。
温和春没有像对待其他嫌疑人那样，一上来就拿出卷宗和证据。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崔明山，看着他垂着头，肩膀微微颤抖，看着他枯瘦的手指死死绞着囚服的衣角，指尖泛出惨白的颜色。阳光从窗户缝里钻进来，落在崔明山的头顶，映出他头发里的银丝，像撒了一把细碎的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每一声都像重锤，敲得人心里发慌。温和春的指尖已经暖热了冰凉的杯壁，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老赵住院了。”
崔明山的肩膀猛地一颤，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中，连呼吸都漏了半拍。
“心梗犯了，你知道他心脏一直不太好。”温和春的目光落在崔明山的手上，那双手，曾经能画出精准到微米的火箭图纸，现在却连攥紧拳头的力气都没有，“加上心里熬煎，躺了一周了。他没说什么，就是躺在病床上，睁着眼睛看窗外的天，一看就是大半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床头放着一张老照片，是我们三个在同江县晒谷场上拍的。你还记得吗？那年秋收后，咱们仨刚画完一张火箭分离舱的草图，你非要拉着我们合影，结果照片洗出来，三个人的脸上都沾着麦糠，笑得傻乎乎的，眼睛亮得像星星。”
崔明山的头埋得更低了，下巴几乎抵到胸口。浑浊的泪水毫无征兆地砸下来，落在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他的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声，像一头濒死的困兽，连哀嚎都带着破碎的绝望。
“我对不起他……”崔明山的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像是被砂纸磨过，“我对不起他……对不起你们……我差点就……”
后半句话堵在喉咙里，化作一声沉重的哽咽，消散在空气里。
温和春看着他，眼底掠过一抹痛惜，却没有丝毫的软化。他端起桌上的白开水，轻轻推到崔明山面前，杯沿碰了碰崔明山的手背，带着一点微弱的温度：“喝口水吧。我们认识几十年了，我不想逼你，但有些事，你必须说清楚。郭时达找你多少次？他背后的人是谁？叫什么名字？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你又到底，有没有把航天数据交出去？”
崔明山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温和春。他看到了温和春眼底的失望，看到了那失望背后，藏着的一丝痛心。那是属于老朋友的眼神，不是审讯者的。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同江县的冬天，温和春把自己的红薯分给他一半；大学时，温和春替他熬夜整理实验数据；他女儿出生时，温和春跑前跑后忙里忙外的身影……那些细碎的温暖，像一把把尖刀，扎进他早已千疮百孔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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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颤抖着伸出手，端起水杯，却因为手抖得太厉害，水洒了大半，温热的液体落在手背上，却烫得他心口一阵抽搐。他猛地咳嗽起来，咳得撕心裂肺，眼泪鼻涕混在一起，狼狈不堪。
温和春递过一张纸巾，看着他擦着脸，才缓缓开口，声音依旧平静，却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我知道你不是天生的坏人。你当年为了搞火箭发动机，三天三夜不合眼，累晕在实验室里，醒来第一句话问的是‘数据保住了吗’；你为了抢在台风天前把试验数据抢出来，差点被洪水冲走，抱着硬盘在水里泡了半个钟头；你总说，航天人的命，就是为了那一声点火，为了那一束冲上云霄的火光。这些，我都记得。”
崔明山的眼泪流得更凶了。那些曾经的荣光，那些曾经的初心，像潮水一样涌进脑海，和现在的狼狈形成鲜明的对比，刺得他眼睛生疼。他想起自己站在发射塔下，看着火箭拖着烈焰升空时的热泪盈眶；想起自己给学生们讲课，说“航天人要对得起国家”时的慷慨激昂；想起自己在国旗下宣誓，说“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时的庄严郑重。
他更想起，郭时达带着那个男人找上门的那些日子。那人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冲锋衣，身形挺拔，足有一米八五，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神阴鸷得像淬了毒的刀子。他话不多，却句句戳中要害，软磨硬泡地劝他“只要把院里最新的火箭研发适配数据全部拷贝一份，崔敏的赌债就一笔勾销”；郭时达则在一旁威逼利诱，唾沫横飞地叫嚣，“你要是不配合，不仅你女儿保不住，你这一辈子的名誉也得毁个干净”。
无数个夜晚，他坐在杭科院自己的办公室里，盯着电脑里加密的数据文件，手指悬在鼠标上，迟迟不敢落下。一边是女儿哭哭啼啼的哀求，是郭时达和那男人的步步紧逼；另一边，是同江县的雪，是火炕上的灯，是他当了一辈子的航天人，刻在骨子里的信仰。
“可你怎么就动摇了呢？”温和春的声音里，终于带上了一丝诘问，那声音不大，却像重锤一样砸在崔明山的心上，“忘了你在国旗下宣的誓，忘了你和老赵在同江县许下的诺言，忘了那些和你一起熬了无数个通宵的同事，忘了那些还在等着我们的火箭，等着我们的星辰大海。你为了什么？为了那点肮脏的钱？为了替你女儿填赌债的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