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慧娘的编制改革推行半年后,报告送到了北京。朱慈炯翻完报告,放在案上,长出一口气。
文官有巡按御史查着,武将有考核轮换管着,路在修、学在开、商在通。天下,安定了。
文官有巡按御史查着,武将有考核轮换管着。但朱慈炯心里还有一件事没有放下:军工。
大明的火器从南洋起家。当年刘大锤在简陋的铁匠铺里一锤一锤敲出了第一批火绳枪,方士元在茅草棚里配出了第一批火药。两个人,两双手,撑起了整个南洋军的火力。
但那是打天下的时候。坐天下,不能靠两个人。
朱慈炯在北京西郊建了一座兵工厂,规模是南洋时的二十倍。铸铁车间、组装车间、火药车间、弹丸车间,四个车间分开设,中间隔着一道防火墙。方士元说过:火药坊和铸铁坊不能挨着,一个管火一个管铁,凑在一起迟早炸。这句话被刻在兵工厂的门楣上,每个新来的工匠第一件事就是念一遍。
兵工厂的产量,朱慈炯定了一个数字:每年燧发枪三千支、火炮一百门、火药五万斤。这个数字不是拍脑袋定的。他算过:四大舰队加上各地驻军,每年损耗和更新需要两千支枪、八十门炮、四万斤药。留一成余量,刚好三千、一百、五万。
产量定死了,但标准不能定死。朱慈炯从南洋的经验里学到一个教训:武器不标准,战场上就是灾难。南洋时的火绳枪,刘大锤打的和后来徒弟打的,口径差着一分。差一分,弹丸就塞不进去。战场上塞不进弹丸的枪,不如烧火棍。
所以他定了一个规矩:所有枪炮的尺寸、口径、弹丸重量,统一标准。兵工厂出产的每一支枪,都要用标准量规卡一下。卡得进去的才能出厂,卡不进去的回炉。
标准化的好处,不只在于质量。赵铁柱在前线最头疼的事,就是不同厂出的枪零件不能互换。枪栓坏了,从另一支枪上拆一个,塞不进去,得锉。战场上有锉刀的工夫,人已经死了。标准化之后,零件互换,拆一个装上就能打。赵铁柱收到标准化第一批枪的时候,在信里写了一句:这比多造一百支枪管用。
方士元在火药车间也搞了标准化。以前火药配方靠经验,方士元抓一把硝、捏一撮硫,凭手感。手感好,药好。手感差,药差。方士元不在了,手感也跟着走了。所以他花了半年,把配方写成标准:硝石几成、硫磺几成、木炭几成,用秤称,不用手抓。每一批药都取样试射,记录在册。哪一批出了问题,翻册子就能查到是谁配的。
这套制度,朱慈炯管它叫可追溯。从原料到成品,每一道工序都有人签字。出了问题,找签字的人。签字的人不敢糊弄,因为他知道这批药上战场了,打不响的药要人命。
兵工厂不光造枪造炮,还造甲。铁盔、胸甲、护臂,按尺码分大中小三号。赵铁柱的兵穿上标准甲,从南洋到北疆,从马六甲到乌拉尔,一样的盔、一样的甲、一样的枪。敌人看到大明军队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一群人,是一台机器。每个零件都一样,每个零件都能换。
打仗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事,是体系对体系。你有好枪手,我有好枪手。但你没有标准化的后勤,我有。你的枪坏了没零件换,我的有。你的火药用完了没处补,我的从北京到前线,驰道运二十天就到。你的兵穿不暖、吃不饱,我的兵棉衣、干粮、火药,一样不缺。
这才是战争机器。不是枪多炮多,是枪炮背后有一整套制造、运输、补给、维修的链子。链子断了哪一环都行,但断了就打不赢。
朱慈炯对赵铁柱说过一句话:打仗靠胆子,但打赢靠链子。你胆子够大,但你的链子是从北京到前线的驰道、是从兵工厂到营房的补给线、是从太医院到军医的伤员转运。链子比胆子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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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铁柱把这句话写在了北疆行省衙门口的木牌上。
到此为止。朱慈炯合上名册,说了两个字:“够了。”
周文远的第三封信到的时候,正赶上改制令颁布。
他在信里写:达尔文港的驻军换了新甲、新枪,标准甲三号。水手认出了标准化的好处——以前枪坏了得等匠人修,现在从别的枪上拆零件,当场装上就能打。
“但也有一件事。”他写道,“标准化的枪到了达尔文港,但标准化的规矩没到。码头上称货的秤,十架有三种刻度。该统一了。”
陈婉儿看完这行,拿朱笔在旁边画了个圈。
她写了一道令:各地码头秤量统一,按北京兵工厂的量规标准制秤。违者罚银。
这道令送到达尔文港时,周文远正在码头上验一批铁器。他看完令,笑了。
“北京的人想到了枪,想到了甲,但没想到秤。码头上的人想到了秤,但说了没人听。”
他把令贴在码头门口,旁边挂了三把标准秤。从此以后,达尔文港的货物进出,一律按标准秤过磅。
马德财从哈密寄来的信里也提到过秤的事。他的茶摊上有一把秤,从兰州带来的,斤两跟哈密官府的秤差了半成。他卖茶多收了半成,不是因为贪,是因为秤不一样。
“如果全国统一了秤,”马德财在信里写,“我这把老秤就可以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