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强悍匪“于根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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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查证,这个不明身份的男青年正是在逃犯于根柱,女青年则是他的女友。上级指示此案必须从快审结。于是预审处连夜突审,把已经下班的同志都召集回来。老预审员周进平对于根柱并不陌生。在1994年5月的“严打”期间,于根柱曾因盗窃、抢劫杀人等恶性案件被多名罪犯供出为主犯。他手上沾满了数条人命,这次又丧心病狂地杀害了追捕他的公安干警。

预审人员们义愤填膺,但他们深知感情不能代替法律。只有尽快查清于犯的余罪,才能使其受到法律的严惩,告慰英灵,缅怀战友。然而,审讯刚刚开始,于犯就采取了咬舌自残的手段。身背数起人命案还有悬案待查证的他咬伤舌头无法供述给案件的审理带来了困难同时也是对正义审讯的一种示威。

这是一场审讯与反审讯的战斗。于犯紧闭着溢血的嘴巴脸部因疼痛而扭曲。老周及时请来了医生为他诊治。于犯的舌头被咬裂了医生为他缝合了7针。“你这是何苦呢?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面对于犯的抵触抗拒预审员们反复做工作:“事已至此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哥们儿义气就去杀害你连名字都叫不出的无辜人。到了今天还不能总结一下自己吗?”

几个小时过去了。于犯的眼珠转动了几下终于他那颗冥顽不化的脑袋点了一下。第三天于犯已能开口讲话。他道:“我不是对你们提审有怨有仇我知道自己罪重也没什么说的只等着死啦。可回头一想你们说的也对我才30多岁就走到今天的绝路上还有什么可扛的呢?我是要下地狱的。我把你们警察打了我想你们肯定得打我一顿出出气。可你们还管我把我当人看……”

他开始用他还不灵活的舌头交待了一桩桩一件件血案供述了过去从未供过的两起杀人案一起重大抢劫案一起重大盗窃案。虽然他的态度有所转变但预审员们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严谨的态度确保案件的审理能够顺利进行到底。

199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于根柱这个大酒鬼从醉梦中醒来,摸了摸口袋,发现前段时间洗劫出租车司机得来的700多元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哎,这没钱的日子真是难过啊!他捅了捅旁边的张学刚:“老张,咱们今天得再去搞点钱来花花,怎么样?”张学刚揉了揉眼睛,点了点头:“成,咱们就再去干一票!”

于是,两人带着匕首,凌晨1点多就出门了,租了一辆皇冠车在城里瞎逛。当他们开到崇文门附近一条又黑又偏僻的死胡同里时,两人露出了凶狠的表情,让司机把一天的收入都交出来。司机王卫和是个身高180的大个子,身体强壮,他可不愿意乖乖就范,于是边夺刀边跳车大声呼救。这可把于根柱和张学刚给吓坏了,他们赶紧下车,对着王卫和的背部猛刺了几刀。王卫和肺部被刺穿,倒在了血泊中。于根柱和张学刚见状,赶紧逃之夭夭。

于根柱这个人啊,就是喜欢钱,需要钱。他整天梦想着天上能掉下一个大钱包,让他用不尽、花不完。但他也知道,这种好事是不存在的。为了弄钱,他可是不择手段地去偷、去抢,然后大肆挥霍享受。他是个出名的“酒腻子”、“大烟枪”,又喜爱听歌跳舞,每天的花销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元。多年的犯罪生涯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为了小钱去冒险,付出太多,得到太少,不划算;要干,就干一票大的,这样才能平衡。

1992年冬天的一个酒席上,于根柱对两个同伙说:“你们知道谁有钱吗?咱们去‘做’(杀)了他吧!”张学刚想了想,说:“我知道一个叫‘国子’的家伙挺有钱的,我早就想‘做’他了。”于根柱一听这话,兴奋得一拍桌子:“好,咱们就去把他‘做’了!”

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国子”家院外观察动静。天色渐渐黑了,只见“国子”的爱人急匆匆地出门远去。他们互相递了个眼色,示意可以动手了。张学刚负责放哨望风,而于根柱和朱志刚则揣着自制手枪和11连发小口径步枪走近了“国子”家。“咚、咚、咚!”“国子”闻声开门,他望着两个不速之客,礼貌地问道:“你们找谁呀?”“我们是朋友介绍来的。”于根柱边说边和朱志刚走进屋里。还没坐稳,于根柱就迫不及待地亮出了家伙:“没别的,借点钱花。”“国子”一看这架势,明白了他们的来意,连声应允:“行啊。”于是他打开保险柜外门,突然抬起头冲朱志刚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到底要干什么?”于根柱一个箭步跨上去,一手按住“国子”的脖子,另一手用枪口顶在他的太阳穴上,命令道:“转过脸去!”当“国子”刚一扭脸,“呯”的一声,就被撂倒在地。朱志刚抢上前,打开保险柜,用塑料袋大把大把地装着钱。于根柱怕“国子”不死,接过朱志刚的枪又朝“国子”头部打了一枪。然后他们抄起钱袋和首饰盒,扬长而去。事后,于根柱还后悔没再翻翻衣柜书橱,多抢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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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行动让他们三人平分了“国子”的8.9万元人民币,每人还戴上了一枚20克重的金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