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李自成来说，他身边的宋献策原本只是个在江湖上靠算命为生的术士，而牛金星更是一个曾遭受牢狱之灾、穷困潦倒的举人。然而，正是因为他们对命运的不甘和对机遇的敏锐洞察力，使得他们最终走上了与李自成并肩作战的道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每个人都在追寻着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他们两人的出身终究太过卑微。尽管成功地引领李自成进入北京城，但一旦踏入这座城市，他们的心态便迅速从极度自卑转变为报复性的心理。面对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高官权贵，他们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恨之情，仿佛当年黄巢杀进长安时的心境一般。于是，北京城内在职官员和贵族们纷纷遭受不幸，而李自成也未能得到好处，最终被迫逃离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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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亭作为一名说书人，长期从事评书工作，使得他的内心逐渐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古代的帝王将相角色之中，对权力充满渴望。这次左良玉效仿王敦，以支持太子为名起兵攻打南京，背后自然少不了柳敬亭的策划和推动。一时间，原本看不起他的东林党人开始对他百般奉承，甚至尊称他为“柳将军”。

然而，这位柳敬亭却要比宋、牛二人更逊一筹。毕竟那两人好歹也算是进入了北京城，而良玉甚至还没有摸到南京城的边缘。

自从崇祯皇帝殉国之后，那些遗留下来的大臣们便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称帝，他便是后来的弘光帝。而那位大学士马士英和阮大铖上台后，则竭尽全力地压制东林党。

左良玉由于将东林党人侯恂视为恩人，自然而然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在此情形下，东林党人、监军御史黄澍便劝说左良玉率领军队东下讨伐贼寇，以拯救国家。但左良玉认为起兵这件事风险极大，如果处理不当，将会背负上“乱臣贼子”的骂名，因此始终犹豫不决。

就在左良玉犹豫不决之际，“假太子案”成为了黄澍煽动左良玉起兵的契机。

崇祯帝自缢身亡后，皇太子朱慈烺等人便失去了踪迹，朱由崧得以在南京登基称帝。然而，尽管朱由崧已经登上皇位，但朝廷内外对于他即位是否合法的质疑声从未停歇。如今，太子案浮出水面，尽管朝廷大臣纷纷声称这个太子是假冒的，但朱由崧在确认其身份后并未将其处死，而是仅仅将他囚禁起来。

此时，那些对朱由崧即位不满的东林党人趁机煽风点火，四处散播谣言，甚至连一些地方大员如袁继咸和刘良佐等也纷纷上书抗议，要求朝廷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

就这样，黄澍抓住机会煽动军中将士的不满情绪，将“假太子案”描述成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掩盖真相、谋害真太子的阴谋，目的是为了长期掌握权力、镇压异己。经过黄澍这番蛊惑人心的说辞，左良玉的军队顿时陷入混乱，三十六营的将领们愤怒不已，纷纷与黄澍结盟，共同呼吁主帅起兵东进，讨伐所谓的“国贼”。

此时，满清的豫亲王多铎已率领大军南下，弘光朝廷面临巨大危机。对于左良玉而言，他本应带领部队北上抵抗清军，但现在却被黄澍的蛊惑所影响。如果左良玉能够冷静思考，先集中力量抵御外敌，待局势稳定后再前往朝廷与马士英等人算账，或许结果会有所不同。

可是，左良玉这个自私自利的家伙，怎么会愿意为了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与强大的清军拼死搏斗呢？更何况，被清军击败的李自成已经放弃了陕西，转而向湖北转移。左良玉向来都是一见李自成就望风而逃，尽管此时他号称拥有百万大军，但实际上只有几万军队具备真正的战斗力。因此，他认为顺着长江向下游撤退更为安全可靠。

就在这时，柳敬亭趁机劝说道：“将军啊，您看，现在局势如此危急，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大明亡不亡国先不说！您自己可就先亡了吗？”左良玉听后，心中不禁一动，开始动摇起来。最后，在柳敬亭的反复劝说下，左良玉终于答应了黄澍等人提出的“清君侧”的请求，并在武昌正式竖起了“清君侧”的大旗。这一事件发生在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据正史记载，左良玉率领的大军可谓是气势磅礴、威风凛凛。他们的战舰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从汉口一直延伸到蕲州，竟然长达两百多里！

且说这左良玉在起兵时，身体已然十分虚弱。当船队行至九江时，他将在此地驻节的兵部右侍郎袁继咸劫持到军中，并威胁他带领当地驻军一同向东进发。

然而，这位袁继咸与其他东林党人不同，尽管他同样认为那位所谓的“太子”是真实的，但他却是一位真正的正义之士，深知应以国事为重。于是，他迅速为左良玉分析当前局势，力劝其立即罢手，共同抵御外敌，以免成为国家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