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人的报告看，高仁峒虽然长袖善舞，但受两国探子摆布，往往堕入圈套而不自知，很容易就泄露情报。但这也许正是政治掮客的生存之道：借他人之手，抬自己身价。

那年元宵，燕九节的狂欢刚过去不久，一位风尘仆仆的道士找到了高仁峒。这位道士刚从奉天回来，亲眼见证了日军的强悍，赶紧回来报信，请求高仁峒保护东北的道观。高道士立马与岛川毅三郎取得联系，请求其予以关照。日方卖了高仁峒一个人情，于是高仁峒对日方殷勤了起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初九，高仁峒在东交民巷附近的太升堂酒家宴请日本使馆官员。当天阴雨连连，岛川毅三郎担心高道士不来了。他提前半个小时去酒馆点菜，却发现高道士已经到了。聊了半天，岛川毅三郎才知道这个酒家的老板竟是高道士，而像这样的密会场所，还不止一家。

酒桌上觥筹交错，高道士暗示道，此乃机密场所，可畅所欲言。岛川毅三郎想要在白云观也租一个后花园，高道士婉言相拒。

岛川毅三郎问道，为何不行，是不是和璞科第即将任职俄国公使有关？

高道士说，璞科第是知己，才能住在白云观。有一天，太后的弟弟桂祥带夫人来白云观进香，夫人在散步时偶然遇见了璞科第的夫人，两人相谈甚欢。后来，桂祥入宫谒见皇太后，说起夫人受其款待的情形，太后于是下令召见璞夫人。外界说璞科第与慈禧关系不错，专指此事，其他都是风言风语。

岛川毅三郎转而问道：太后和方丈关系如何？

高道士回答道，他为了读经出入宫中，得到太后的赏赐，习以为常。他深得太后之厚遇，又多得力于身在皇太后左右者。一开始，是太监总管刘诚印，后来则是李莲英、崔玉贵。不仅是崔、李总管，宫中太监几乎都是道士受戒者，基本上都是他的弟子。

岛川毅三郎一听，请求道士引见一下李总管、崔总管。高道士说十八日要去万寿山与二人相见，到时可以谈此事。

后来，日本应该是与李莲英搭上了线。高道士曾传达李莲英的话说：“日本和他国不同，共奉儒佛之教，从而理应对道教信仰甚笃。”

一场交锋下来，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滴水不漏。此时，高仁峒已经年过六旬了，可要说酒桌上的功夫，比之外交家也丝毫不逊色。

在北京的政治场，所有人都要学会借力打力。只不过，大人物想的是驱虎吞狼，列强想的是假道伐虢，高道士想的是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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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仁峒是1907年去世的。

从他出任白云观住持开始，中国经历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乱、清末新政等诸多堪称历史剧变的事件，国人的心灵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震荡。然而，这些并没有对他的生涯产生任何变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那个有野心的道士。

要在北京做大做强，必须搞定宫廷。光绪三十三年（1907），白云观向宫里进贡海晏堂陈设、硬木福禄寿三星等九件。

要借情报抬高自己的地位。自太升堂酒家那顿饭之后，他又告诉了日本人许多事。比如李莲英是如何卖官鬻爵的，西太后对袁世凯态度如何，李莲英与袁世凯的矛盾，璞科第的现状，等等。

他十分支持庙产兴学，还曾提议在白云观办初级小学堂。就连《大公报》都夸赞道：“该道士亦可谓煞费苦心矣。”

高仁峒的继任者是弟子陈明霦。有人戏称：“因为高老道是创业之主，因机警过火，一意的竭尽心血，搜刮黄白，而不知既老以后尚有一个死字，故白云观在庙产及积蓄达于沸点时，而高老道的心血亦到竭绝之时，使用心机，奔忙一辈子，依然妙手空空，阖目长逝，并未享受清福一日，现成家产，完全落于陈明霦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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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白云观。图源：苏明强《白云观与近代北京社会》

当然，时代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些事情不变不行了，但道士的生存智慧依然如故。

清朝没了，皇帝也没了，但全真教却不能再自由下去了。1912年7月15日，陈明霦上书袁大总统，主张成立中央道教会。

旧权贵倒了，要开始结交新贵了。陈明霦上可与军阀江朝宗称兄道弟，中可与银行大股东交好，下可与伶界中人杨小楼往来。1913年，江朝宗所作《白云观陈毓坤方丈传戒碑记》中曾列出了赞助人名单，其中有军界14人，政界6人，绅士25人。

变化最小的，是燕九节。

每年正月，白云观前人山人海，等神仙的，打金钱眼的，私会的，各得其乐。有记者在白云观遇上了两位摩登男儿，“他们穿着俏皮的西式鞋子，整齐的长衫，却四肢匍匐，虔心地在那里叩头，真令人不知自己是究竟到了哪里！”

即便有人批判迷信，即便有人怒斥“发财的是他们，财神也是他们”，可善男信女的发财梦从不曾消失。

新旧交替的剧烈变动，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被消解在了恒定的生活秩序中。它，总是可以悄无声息地抵抗时代的野心勃勃，历史的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