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曹魏时期，中正官本就是由世家子弟出身的官员任命，于是九品中正制迅速堕落，不但人有“乡品”，官职也分为九品，某个人的“乡品”，最看重的首要条件是家世，也就是他的祖父一辈，身居何种官职。

于是“乡品”一定，该出任哪一级别的“官品”也就跟着确定了。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后期，九品中正制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种姓制度”。

到了唐朝，科举制度的确立，原本应试科目众多，但最后就只剩下进士、明经两科最为重要，而延续到了大宋朝，尤重进士科。

进士科考的是四书五经，经儒家经典洗脑了的进士们，往往出任一县的主政官员，不通俗务，不懂法律，该怎么处理具体而繁冗的事务呢？于是胥吏就趁势而起。

南北朝时，官职品阶，就已经有了“流内官”、“流外官”的区别，到了唐朝后，“流内”方可称为官，“流外”只能算作吏，自此官吏彻底区分开来。

大宋朝的胥吏，并不是世袭的，而是由本地主政官员选拔的，但他们的职位稳定，一般都是由本地人出任，没有明确的任期，不会异地任职。

而且大宋朝的胥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有俸禄的“重禄公人”，一种是没有俸禄的“无禄公人”。即便是所谓的“重禄”，与大宋朝“高薪养廉”的官员相比，依旧是远远不够看的。

故而胥吏往往靠着手中的小权力，索要贿赂，借以养家，百余年下来，这个群体的名声也就臭了。

众所周知，大宋朝有“三冗”，即冗员、冗兵、冗费，这其中“冗员”里，胥吏就占了多半。

因此大宋朝又给胥吏加了许多限制，比如出任小吏的，不许参加科举，在制度上就定死了小吏的上升通道。

所以宋江当了小吏，就是彻底放弃了原本就很渺茫的科举前途，宋太公如何不气呢？这也是宋江要在县衙自己租房子住的原因。

宋江原本的打算，是努力向上爬，争取混到中央当个小吏，假设他能够混到皇太子为亲王时的府邸，未尝不能够像高俅那样，摇身一变，也做到太尉、三公的高官，如何不是光宗耀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