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洲，唐城。

刘仁轨推行的融合政策，在经历初期的阵痛后，开始显现出一些积极的效果。“乡老会”的设立，使得土人有了表达诉求的渠道，几起土地纠纷在乡老调解下得以和平解决，缓和了部分矛盾。“蒙学”的强制推行，虽然起初遭到一些唐人家庭的抵触，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学会土语后能更容易地与土着伙伴交流、甚至能从土着长者那里学到珍贵的丛林知识和草药辨识技巧时，抵触情绪逐渐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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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猛与阿兰更是成为了融合的典范。他们经常抱着咿呀学语的韩承业，走访各个部落，参加他们的节日庆典，尊重他们的习俗。阿兰以都督夫人的身份，积极推广由《万物生长律》改良的新式农耕法和医药知识，惠及了许多部落。那个在丰收季降生的孩子韩承业，似乎天生就带着一种亲和力，无论是唐人还是土人，都对这个有着明亮眼眸的混血婴孩喜爱有加，称之为“东洲的福星”。

然而，潜在的隐忧并未完全消除。文化的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并非短时间内能够弥合。唐坊与蕃巷之间依然存在无形的界限。部分唐人兵将内心深处对“蛮夷”的轻视，以及部分土人对“外来者”统治本能的不信任，依然像暗火，在平静的表象下缓缓燃烧。

杜环在“格物院”的研究也遇到了瓶颈。《星辰运行法》和《生命奥秘初解》中更深奥的部分，涉及的能量引导和生命本源概念，远远超出了当下大唐的认知范畴，只能进行最基础的记录和推测，难以实际应用。他意识到，或许需要更多的时间，甚至需要与来自其他文明的学者进行交流碰撞，才有可能真正解开这些远古智慧的奥秘。

东洲的统治，在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也进入了更加复杂和精细化的治理阶段，对刘仁轨、韩猛等人的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西域，龟兹。

魏王李意北巡的成功和呼罗珊镇守使的设立，极大地巩固了他在西域的权威和帝国的西陲防线。然而，他的强势进取，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邻国的警惕与反弹。

大食奥马尔哈里发对大唐在呼罗珊增强军事存在极为不满。虽然哈立德的主力被罗马战线牵制，但奥马尔通过外交途径，向龟兹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指责大唐违背了“维持现状”的默契，威胁呼罗珊的和平，并要求大唐立刻撤回镇守使及驻军。同时，大食加强了对呼罗珊边境的巡逻和封锁，小规模摩擦时有发生。

而在北方，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这位一直对河西走廊和西域抱有野心的雄主，也注意到了大唐对西突厥残余部落的成功安抚和魏王李意声望的鹊起。他担心大唐彻底稳定北方后，会将矛头指向高原。于是，吐蕃的使者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于阗、且末等西域南道邦国，携带重礼，暗中挑拨离间，试图在西域制造新的动荡，牵制大唐的精力。

更让李意感到棘手的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消息。罗马新帝君士坦斯二世在得到大唐有限的军械和贷款援助、暂时稳住战线后，似乎并不满足，反而得寸进尺，再次派来使者，旧事重提，希望大唐能直接出兵，或者至少提供更多实质性的军事支持，以帮助罗马收复失地，并再次以克里米亚的港口权利作为诱饵。使者言语中，甚至隐含着一丝若大唐不继续支持，罗马可能被迫与大食单独议和的威胁。

西陲的局势，因大唐的进取而变得更加复杂微妙。魏王李意仿佛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四周是大食的敌意、吐蕃的窥伺、罗马的贪求。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平衡各方，既要维护帝国的利益和边疆稳定，又不能过早地陷入与某一方的全面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