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矛盾的永恒博弈。土地兼并与国家调控，几乎是所有王朝逃不开的宿命符咒。王朝初期往往通过均田、屯田等手段抑制兼并，可一旦吏治松弛、权贵坐大，土地便会像滚雪球般涌向少数人手中，最终制度崩溃，流民四起，引发社会动荡乃至改朝换代。

其三，剥削形式的进化。从井田制下 “借民力以耕公田” 的劳役剥削（助法），到秦汉后的实物地租，再到明清商品经济萌芽后渐兴的货币地租，每一次转变都映照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也暗合着农民人身束缚的松动。

其四，农民地位的觉醒。先秦时期，农民是依附于贵族的 “野人”，形同私产；宋元以降，租佃制普及，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逐渐减弱，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而近代以来，直至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才真正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让农民从土地的附庸，变成了土地的主人。

正因为洞悉这层层叠叠的历史肌理，文渊才深知：土地问题是根，根须若烂了，再繁茂的枝叶也会枯萎。他如今在蜀郡的种种举措，不过是想在这乱世里，为这条颠簸的历史之路，垫上一块稍微平整些的基石。

他还记得自己前世幼年时，土地实行的是国有制。那时的田地分作两种：一是人均两分左右的自留田，地里种出的瓜果蔬菜、杂粮谷物，全归农户自家支配，墙角堆着的红薯、院里晾着的玉米，都是自留田给的踏实；二是集体田，产出悉数上交国家，秋收后队里会按每家出工的 “工分” 多少分配粮食，父亲肩头的扁担、母亲指间的老茧，都系着工分册上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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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乡间，集体田被 “分田到户”，各家扛起锄头奔向自家承包的土地，田埂上的笑声都比从前亮堂几分。而在他穿越到这一世之前，土地又渐渐有了新变化 —— 零散的地块被连片整合，出现了规模化的农场，机械取代了人力，昔日的田埂被推平成宽阔的田垄，倒有几分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的意味。

这些鲜活的记忆，像块磨亮的镜子，照得见土地与民生的千丝万缕。文渊望着蜀郡新翻的沃土，忽然明白：无论哪朝哪代，土地制度的变与不变，终究绕不开 “让耕者有其田，让田者尽其力” 这十个字。他最初的构想，本是将土地尽数收归国有，由国家统筹分配 —— 这般制度，既能从根源上遏制兼并，又能集中力量兴修水利、推广新粮，在前世早已被证明有其独到之处。

只是眼下的蜀郡，根基尚浅：世家手里攥着的地契能从街头铺到巷尾，农户对 “国有” 二字还带着骨子里的陌生，连丈量土地的绳尺都未必够数。仓促推行全盘改革，怕是会像强拧未熟的瓜，反惹出乱子。

故而他才退而求其次，先以均田之名厘清田亩、打击豪强，做些不伤根本却能解燃眉之急的变革。

“等这次各地的主事者聚齐了，把改革的利弊得失一条条捋清楚，” 文渊望着案上堆积的各地呈报，指尖在 “巴县佃户暴动”“广汉世家献田” 等卷宗上划过，“看看哪些法子能落地，哪些环节卡了壳，再依着蜀郡的实情，慢慢打磨出一套合身的土地章程来。或者暴力执行国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