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政委没表态。

只问：

“如果政治部坚持呢？”

“那就需要把规则先定下来。”

“不能每次谁拿介绍信来，谁就能看。”

“你准备怎么定？”

许知微把昨天杜处长留下的问题推到他面前。

“第一，原始谈话记录只由专业人员保管。”

“第二，基层骨干的识别记录，不写不必要的私人细节。”

“第三，确实涉及岗位判断时，只提供跟当前功能和安全相关的结论。”

“第四，明确的安全风险可以突破保密。”

“第五。”

她顿了一下。

“不能因为一个人求助过，就把这件事变成他以后评优、留队、提干时的负面标签。”

方政委看着她。

“你最担心的是这个？”

“对。”

“为什么？”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因为来谈过话，最后吃了亏。”

许知微道：“以后十个人有问题，九个都会闭嘴。”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方政委点了一支烟，却没抽。

夹在手里想了一会儿。

“这话有道理。”

“可另一个问题也得解决。”

“什么？”

“万一真有人状态已经不适合继续高风险岗位。”

“医院知道。”

“基层不知道。”

“出了事，谁负责？”

许知微点头。

“所以保密不是所有东西都藏。”

“是只说必须说的。”

“该告诉指挥员这个人暂时不适合参加夜间高危训练，可以告诉。”

“但不必把他为什么怕黑、小时候发生过什么，全讲出去。”

方政委终于笑了一下。

“你这是想把‘知道结果’和‘知道全部原因’分开。”

“对。”

“基层需要的是怎么安排人。”

“不是满足好奇心。”

下午，临时会议开了起来。

医院、政治部、训练部门和第一批基层骨干代表都来了。

小主，

赵春山也在。

他看到议题时，难得没有抢着说话。

等几个人讨论完，他才举手。

“我有个问题。”

方政委看他。

“说。”

“那以后我们班里有人来找我聊。”

“我往上报的时候，到底说多少？”

许知微反问：

“你觉得指导员需要知道什么？”

赵春山想了想。

“会不会出事。”

“训练受没受影响。”

“需不需要调任务。”

“还有？”

“要不要找军医。”

“那人小时候被谁打过，需要报吗？”

“不需要。”

“对象跟他吵架具体说了什么呢？”

“也不用。”

“家里欠多少钱？”

“如果跟当前处理没关系，也不用。”

赵春山说到这里，自己反应过来。

“我懂了。”

“报处理需要的。”

“不是把人家讲过的话全复述一遍。”

“对。”